现代保险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风险治理工具，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风险分散、互助共济实现经济补偿与社会稳定。然而，过去对保险制度的研究多聚焦于西方制度体系的引入与本土化实践，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风险治理智慧的挖掘相对有限。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其土楼文化、妈祖信仰、民间契约制度等地域文化形态，蕴含着丰富的风险应对与互助共济思想。从文化渊源视角重新审视现代保险制度，不仅能丰富保险理论的文化内涵，更能为当代保险行业的伦理建设与制度创新提供历史参照。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积谷防饥”理念对现代保险制度的影响

1.1 “积谷防饥”理念的内涵与历史演进

“积谷防饥”源于农业社会对自然风险的应对智慧，其核心是通过提前储备资源以抵御未来不确定性，体现了“未雨绸缪”的风险意识与“集体储备”的互助逻辑。这一理念可追溯至西周的“委积”制度，据《周礼·地官》记载：“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厄。”

战国时期的“耕三余一”思想（《礼记·王制》）进一步将其系统化，主张“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汉唐时期，常平仓、义仓制度形成体系：常平仓通过“谷贱时增其价而

籴（dí），谷贵时减其价而粜（tiào）”调节粮价，兼具市场稳定与风险缓冲功能；义仓则由民间自主捐纳，专为灾荒救济而设，体现了“邻里互助”的社群精神。

1.2 风险防范意识的传承：从储备型应对到现代风险定价

“积谷防饥”的本质是对风险的主动管理，这与现代保险的风险防范理念一脉相承。传统社会通过“积谷”将未来可能发生的饥荒风险转化为当前的储备成本，现代保险则通过“保费缴纳”将未来经济损失风险转化为确定性支出。两者的差异在于，传统储备依赖经验判断（如“耕三余一”的固定比例），而现代保险通过精算模型实现风险的量化定价，但“风险前置化处理”的核心逻辑完全一致。例如，现代农业保险中，农户通过缴纳保费换取灾害后的损失补偿，其行为本质与古代农民储备粮食抵御饥荒相同，均是对“风险不可避免性”的理性回应。

1.3 经济补偿机制的原型：从粮食救济到保险赔付

“积谷防饥”的实践形态——仓储制度，为现代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提供了历史原型。义仓在灾年“开仓放粮”的救济模式，与现代保险“出险赔付”的运作逻辑相似：其一，资金来源均为集体积累（义仓的捐纳与保险的保费集合）；其二，给付对象均为风险受害者（灾民与被保险人）；其三，目标均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灾后重建与经济补偿）。唐代武则天时期，义仓制度覆盖全国，灾年可“赈给贫人，以充口食”（《通典·食货》），这种“分散风险、集中救助”的机制，与当代巨灾保险基金的运作模式高度相似。

1.4 互助共济精神的延续：从社群协作到保险池原理

“积谷防饥”的本质是社群成员的互助共济，这与现代保险的“大数法则”内核相通。古代义仓由地方乡绅、百姓共同捐粮，形成“一人捐谷，众人受益”的协作网络；现代保险则通过“大量投保人缴费”形成保险基金，实现“少数人受损，多数人分担”的风险分散。以宋代福建莆田的“社仓”为例，其由朱熹倡导设立，“民户按户等捐谷，遇荒年低息贷给社员”，这种基于地缘的互助组织，与现代相互保险公司的“会员共担风险”模式具有文化同根性。

二、福建土楼文化与现代保险制度

2.1 福建土楼建筑的防御性特征：物理安全防御与风险隔离的智慧

福建土楼以“防御性聚居”为核心特征，其建筑形态本身就是对风险的系统性应对。土楼多为圆形或方形，外墙以生土、糯米、砂石混合筑成，厚度可达1-2米，兼具防风、防火、抗震功能；内部设有瞭望台、射击孔，可抵御匪患与战乱。这种“外防内聚”的设计，体现了对自然风险（台风、地震）与人为风险（劫掠）的双重防范，本质是通过物理空间的强化实现风险隔离。这与现代保险中的“风险控制”理念（如寿险的核保制度、财产险中的防火设施要求）具有相似逻辑——通过主动措施降低风险发生概率或损失程度。

2.2 聚居模式中的社群共济：从家族互助到保险互助机制

福建土楼的聚居模式以家族为单位，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共居一楼，形成紧密的社群关系。在风险应对中，家族成员遵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原则：若某户遭遇疾病、火灾等困境，全楼会共同出资出力相助。这种“家族风险共担”机制，与现代保险的“风险集合”原理高度契合。例如，永定承启楼内的江氏家族，历史上曾通过“族田收入”设立互助基金，用于救助贫病成员，其资金来源（家族共有财产收益）、使用规则（民主决策）与现代保险基金的运作具有功能相似性。

2.3 建筑维护的集体责任：从公产管理到保险保障的延伸

福建土楼作为家族公产，其维护修缮由全楼成员共同承担，体现了“集体责任”的风险治理逻辑。清代《永定土楼志》记载，土楼修缮需“按户摊派工料钱，少则数十文，多则数两银”，这种“共同出资维护公共安全”的模式，可视为现代财产保险的雏形。

三、妈祖文化与现代保险制度

3.1 家庭责任在妈祖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湄洲妈祖（林默娘）作为海上保护神，其信仰的核心驱动力是渔民对家庭完整的珍视。福建沿海渔民“以海为田”，出海捕鱼面临台风、海盗等致命风险，家人对其平安归来的期盼催生了妈祖信仰。妈祖“救难护民”的传说（如《天妃显圣录》记载的“降伏二神”“救助海难”），本质是对“家庭责任”的精神投射——通过祈求妈祖庇佑，实现“维系家庭生计、保障家族延续”的现实目标。这种家庭责任观与现代保险的“家庭保障”功能高度契合：寿险、意外险的本质是通过经济补偿保障被保险人离世或伤残后家庭的生活稳定，与妈祖信仰中“护佑家人平安”的诉求具有同质性。

3.2 妈祖精神之“立德、行善、大爱”与保险从业人员的使命

妈祖精神的核心“立德、行善、大爱”，为现代保险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提供了文化范本。“立德”强调诚信为本，与保险行业“最大诚信原则”（如如实告知、理赔透明）一致；“行善”体现对弱者的关怀，对应保险从业人员“客户利益至上”的服务理念；“大爱”倡导超越个体的集体关怀，与保险“互助共济”的行业本质相通。

3.3 妈祖文化的现代传承：从气象预测智慧到风险治理

妈祖文化蕴含的海洋气象知识，为现代气象服务与保险风险评估提供了历史资源。妈祖信仰中“观星象、辨潮汐”的经验总结（如“春雾雨，夏雾热，秋雾凉风，冬雾雪”的谚语），是古代渔民对海洋风险的规律性认知。当代福建气象部门将这些民间智慧与现代气象技术结合，提升台风预警精度；而保险公司则依据气象数据优化沿海地区的保费定价（如台风高发区的财产险费率调整），实现了传统文化向现代风险治理工具的转化。

无独有偶的是妈祖生日（农历三月二十三）与世界气象日（3月23日）的时间巧合，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契机。福建莆田等地将妈祖祭典与“海洋气象科普”结合，通过庙会宣传台风防范、渔船保险等知识，使传统民俗活动成为风险教育的载体。这种“文化+科普”模式，既传承了妈祖文化，又提升了公众的保险意识，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创造性融合。

四、福建民间的公田制、阄书制与现代保险及信托制度的关联

4.1 公田制：宗族保障的经济基础与保险功能的雏形

福建民间公田制（又称“族田”）是宗族社会的风险保障机制，其土地收益用于族内救济、教育、祭祀等公益事业。公田制的运作逻辑是：通过集体占有土地形成“稳定财源”，再将收益分配给需要帮助的成员（如贫病者、孤儿）。清代《闽都别记》记载，福州陈氏宗族“置田百亩，岁收租谷三百石，分设‘养济庄’、‘助学庄’，贫者月给米二斗，学者岁给膏火银五两”。这种“资源集中—定向帮扶”的模式，与现代保险的“保费集中—风险赔付”功能相似，其差异仅在于：公田制依赖土地收益的稳定性，而保险依赖保费的流动性，但“互助共济”的本质完全一致。

福建民间公田制对现代保险的启示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保障范围的全面性（覆盖生存、教育等多维度风险），为现代“综合保障计划”提供借鉴；其二，资金管理的公益性（禁止私分公田收益），与保险基金的“专款专用”原则相通。

4.2 阄书制：财产传承的契约智慧与信托制度的原型

阄书是福建家族财产分割的契约文书，内容包括财产清单、分配方案、继承人权利义务等，其核心功能是实现家族财富的有序传承与风险隔离。清代泉州黄氏《阄书》规定：“祖屋三间，分长房东间，二房西间，中厅为公；田产十亩，按阄号均分，不得私售外姓，违者族规处置。”这种通过契约明确财产权利、约束继承人行为的方式，与现代信托制度的“资产隔离”“受益人保护”功能高度契合。

阄书制与信托制度的共性体现在：其一，财产管理的持续性（阄书对财产处置的长期约束，类似信托的“存续期”）；其二，利益分配的定制化（根据继承人身份调整分配比例，类似信托的“受益人指定”）；其三，风险防范的契约化（通过族规保障执行，类似信托的“法律强制力”）。福建侨乡的“侨批阄书”（华侨委托家族分配海外资产的文书），更体现了跨地域财产管理的智慧，与现代跨境信托的运作逻辑一致。

4.3 传统制度与现代金融的融合：案例与启示

福建永泰县爱荆庄建于清道光年间，由鲍美祚为其妻李氏建造 。鲍美祚夫妇重视教育，在庄内办私塾兴学，延请名师课子。他们将教育的奖励措施写进了阄书，阄书作为分家时子孙划分财产的文字记录和依据，明确规定凡是科举考试成绩优秀，中秀才、举人的家族子弟，都可以获得数年公田的收成作为奖励金。据家谱记载，五房子孙，不论文武，能入泮（考取秀才）的，当收七年公田租；补廪出贡者，俱各当收三年；中举者，当收八年等。

此外，鲍美祚还专门设置了“延师”田租，作为公共教育基金用于聘请私塾先生，定额为年薪20两白银，让家族子弟都可以受到教育 。这些举措都充分体现了爱荆庄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以及对培养家族人才的决心。

福建晋江某家族在传承过程中，既保留“公田收益用于家族教育基金”的传统，又引入“教育金保险”确保资金稳定性；同时以“阄书”形式明确家族企业股权分配，委托信托公司管理，实现了“公田制+保险”、“阄书制+信托”的创新融合。这种实践表明，传统文化中的风险治理智慧可为现代金融制度提供本土化土壤，而现代制度则能弥补传统方式的效率缺陷（如公田收益波动、阄书执行缺乏法律强制力）。

通过以上对中国及福建传统文化的梳理，揭示了现代保险制度与传统文化的深刻渊源：“积谷防饥”理念奠定了风险防范与互助共济的思想基础；土楼文化的聚居模式与防御智慧提供了社群风险治理的实践原型；妈祖文化的家庭责任观与精神内核塑造了保险行业的伦理维度；公田制与阄书制则在保障功能与财富传承上为现代保险、信托制度提供了历史参照。

由此可见，现代保险制度并非简单的“舶来品”，而是在吸收传统文化智慧基础上的适应性创新。这一结论对当代实践的启示在于：保险行业应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资源（如妈祖精神），增强社会认同感；制度设计需借鉴传统互助模式（如公田制），开发符合地域需求的产品；文化传承则可通过与保险机制结合（如土楼保险、妈祖文化主题保险），实现活态延续。

我们坚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中，制度自信为福建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保险制度的融合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让二者在规范框架内有序结合、创新发展；文化自信则唤醒了福建传统文化中互助、诚信、重民生等基因的时代价值，为现代保险制度注入本土文化底蕴，使其更贴合福建地域需求。二者相辅相成，既能让福建传统文化在与现代保险制度的结合中焕发新生，避免文化传承“空转”；又能让现代保险制度依托文化根基更易被民众接受，切实服务于金融领域“五篇大文章”，以制度规范的文化遗产保险助力文化保护与绿色发展，最终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贡献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