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职业一开始很完美，但是它所能带给人的红利是非常有限的，等到这个人过了青壮年，红利就濒临消失。有些职业一开始略微艰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利会逐渐显现，甚至迎来明显的向上拐点。这是我们选择职业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曾陪朋友参加过某外资保险公司的招募，我发现来参加招募活动的人普遍年龄在35岁左右，与早年保险行业从业者学历不高相反，参加保险业务员竞聘的有大量的人具有本科，研究生甚至博士学历，而且通过交流，发现他们在自己过往的工作履历中，很多人都具备中层管理者经验。既然已经有了富有竞争力的教育背景、光鲜的职场履历，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中途折返，切换一个全新的行业与从0开始呢？

每个城市略有不同。在北京，35岁很多人就开始谈中年危机了，因为在北京的外企和私营企业里，走到35岁左右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期，对于家庭而言，上有老下有小，势必需要更充裕的经济收入，但是35-40岁之间，并不像25－30岁之间，个人的薪资能够达到很高的增长速率。从职业选择的机会上而言，中层以下的岗位更青睐30岁以下的人才，而高层的机会又非常稀少，处在金字塔中间的人会处于一个无法上去也不能下来的夹心状态。一些人选择了等待，或者通过跳槽来寻求升职加薪，还有一些人开始考虑自己的后半生，如果频繁跳槽势必到最后跳无可跳，如果持续等待即便升上去了，40岁之后可以拥有的选择会变的更少。于是考虑到保险行业可以后半辈子一直做下去，同时又能实现这些年人脉的变现，很多人在十字路口调转车头，选择加入保险公司，启动自己在保险公司体制下的创业。

这是一种人到中年的选择，也反映了每个职业的可持续性是不同的，我们在医院里学校里经常能够看到一头银发但精神矍铄的学者专家，但是却很难在广告、媒体公司看到40岁以上的员工，我在互联网公司供职时，整个公司的平均年龄竟然只有25岁，26岁的我已然是大龄员工了。医学与学术经验是一个不断积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们往往会认为年龄更大的大夫经验更丰富，更具有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而学者也是类似，我们熟悉的屠呦呦女士获得诺贝尔奖时已经85岁高龄了，这个年龄听起来就非常励志。但是对于广告、媒体、互联网公司，这些行业需要做的是紧跟市场变化，在竞争和高压中创造成果，996是常态，随着人年龄的增长，有些人会在生理上无法应对巨大的工作压力；有些人会因为自身年龄的增长对新事物的热情和敏感度降低；还有些人会选择自己创业。那么无法自立门户又不能接受工作特性的人往往就会站在人生选择与家庭压力的夹层之中。

职业的薪酬与体面自然重要，但是可持续性会在我们的后半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自身的职业不具有可持续性，自己又不能另辟蹊径开拓沃土，那么很可能在我们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已经是此生的高光时刻了，等到四五十岁有更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更旺盛的经济诉求时，这些岗位却不再需要我们了。从人性的角度而言，大家都希望人生的高光时刻来的越早越好，没有多少人愿意忍耐几十年的孤独打磨等待中老年发光发热，但是从人生幸福度而言，倒吃甘蔗－越往后越甜才是更好。我们去日本、韩国、美国，都会看到很多高龄的服务业从业者，不少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曾有过体面的工作与生活，但是老了之后，在个人劳动生产力最底下的阶段，却不得不从事极为消耗体力的工作，这对于人而言是非常艰难的挑战。无论生活品质、经济收入、个人尊严还是社会地位，都是入奢容易入俭难，如果人到中年发现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不可持续，那种衰颓的无力感的比年轻时的困窘更令人挣扎。

那么，假如我们选择的职业可持续性没有那么好，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在更早的时候做准备，及早对冲职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我有两个好友，我们都是前后脚大学毕业。晓彬进了互联网大厂做程序员，小涵进入了外企。都是普通家庭白手起家，8年的时间里，晓彬已经有了7套房产，小涵依然和大学毕业第一年一样，消费为主，每月还花呗。在我们刚毕业的年代，还没有什么人能够意识到中年危机的存在，所以包括我自己，都秉承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小涵进了外企，她每年会固定规划两次横跨半个地球的旅行，出行一定要在高端酒店，租房一定要在市中心，吃穿用度以大牌和奢饰品为主，工作三年贷款读了MBA，持续为自己的职场路径充值。晓彬是个男生，他的家境较小涵差一些，毕业时他立志要留在一线城市，在一线城市当中他选择了落户不那么艰难的深圳。在他工作两年后他对自己做了一个定位：1、我写代码不错，但是做不到顶级大拿；2、程序员职业生命周期有限，要想好后路；3、四十岁后成为多品种资产的职业投资者。此后的六年里他成为了一个职业房产投资者，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研究房产和杠杆投资，除了日常吃喝，账户上的每一分钱都用来投资，30岁时，他收获了一线城市2套房，二线城市5套房，其中的大部分房子都实现了以租养贷，40岁退休的计划指日可待。然而小涵却在这年迎来了事业的滑铁卢，她所在的机构撤销了在华的办事处，她被迫开始找工作，不幸的是2019年就职环境非常恶劣，寻觅半年之后终于以降薪的方式进入了一家民营企业。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晓彬和小涵的奋斗历程某种程度上是两种生存模式，前者认识到了自身职业的局限性，提前寻找方式对冲，后者低估了一线城市的残酷性，并没有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作准备。前者是资产积累型，其自身的经验和收益都具备可持续性；后者是时间售卖型，每个月更像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收到的是很快就花完的工资，交出的是再也不复回的青春。晓彬是倒吃甘蔗甜在后头，他过去形成的经验模型会越来越完善，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小涵如果没有在开源节流的能力上有大的提升，则不得不面对寅吃卯粮的问题。

现在打开网站和公众号到处都在说副业刚需的问题，但是让你多买一包烟，多买一身衣服的副业算不上真正的副业，只能叫赚点零花钱；能够可持续发展，对冲职场风险，甚至有一天替代职场收入的副业，才值得我们认真构建与经营。

我们需要警惕的：职业模式的不同对思维的影响

资产积累型与时间售卖型两种思维模式不仅能够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收益增长，也会让我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以父母这个角色为例，自己做企业的父母焦虑感往往要远低于在企业打工的父母。因为前者是资产积累型，这使得他们对于人生有更为长远的规划，同时随着企业业务量的增加他们往往更有实力做更丰富的资产配置。培养子女也是朝着接班人的方向进行言传身教，让孩子成为更好的领导者、资源驾驭者、规则制定者，而不是成为他人标准的无条件服从者。在企业打工的父母往往不得不面临相反的境遇，自己奋斗的40年就是不断满足社会标准的40年，在学校满足老师，在公司满足老板，致力于把自己打磨成他人标准下的佼佼者，同时由于自己的职业资源只是他人所构体系的组成部分，自己因体系得来的社会地位是无法传承的，孩子必然会和自己一样，进入统一的社会评价体系，从学校输送至社会，被组织机构选拔，然后根据组织机构的筛选逻辑一层层往上爬，重复父母曾经的奋斗逻辑。这是一环又一环的连续筛选机制，每个环节都不能拖后腿，因此父母的心理压力必然持续处在高位。所以资产积累型父母传承给孩子的是资产积累的生存模式以及可继续积累的资产；时间售卖型父母传承给孩子的是如何更高效率、更高品质的售卖时间。

因此，我们在考量一个职业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个职业带给我们的收益是否是可持续的边际递增的，这个收益包括了收入以及可在市场上可兑现的能力、经验与社会资源，它们是否会因为我们的年龄增长而过早的衰减；如果人到中年的衰减不可避免，我们就需要考虑一下，如何增强自己的抗风险能力，能够让自己的后半生延续前半生的积极增长。

这个方式必须是积累性的，这样才能随着经验和时光的推移令自己持续受益。比如晓彬，构建了自己的投资模型，为自己储备了足够的投资经验与资金池；比如习得一门每年都会正向精进的手艺，从兼职做起直到它成为创造主要现金流的主业；比如启动一个生意，一开始不必梦很大，先以小赚为主要目标渐渐托起梦想；比如整合某个领域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成这个领域资源的执牛耳者。这些尝试并非难度高到无法启动，但是需要持续的实践与时间，一旦探索出适合自己的模式，形成经验的规模复制，那么年复一年的边际收益递增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