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与社会的历史变动之间，技术绝非是唯一的主角。正如卡斯特在划时代的巨著《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中所言，“技术并未决定社会，而是技术具体化了社会；社会也并未决定技术发明，而是社会利用技术”。《现代性背景下的应急管理情报体系——以社会为中心的构建》就是这样一部将信息技术置于社会背景下探讨如何构建应急管理情报体系的书籍。

一如古时以望楼和烽燧传递情报，这种技术系统本身无法决定军事政治体系的构成，而是借助符号传递信息的技术能力具体化了皇权集中的政治权力。在当代充满风险景象的社会环境中，情报体系的构成亦取决于应急管理的机制和策略。在风险社会中，突发事件具有强不确定性，其连锁效应和溢出效应突出。正如新冠疫情源自公共卫生领域，却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以分类管理和分层集中为特征的传统情报组织模式失去了效力。应急管理情报体系正面临风险全球化、主体多元化、业务综合化、信息多样化和管理智能化的挑战。

新冠疫情的肆虐和蔓延让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跨域特征凸显，跨组织的信息协作可以为应急响应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管理者提高识别能力、理解能力和处置能力。全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数据采集和信息整理的重要性，但是还未能有效地将数据转化为解决问题的知识，也尚未给予情报和情报工作在应急管理活动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当本书论及新的应急管理模式时，实际是在讨论具有一致性的内在特征的现代社会中的应急管理，在其背景下构建的情报体系无疑应具有面向信息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双重特征，其技术和功能架构需要适应和促进整合性的应急管理制度的变革。

当前的社会形态是由信息科技催动的网络社会的产物，结构性的历史变迁使社会承受功能与结构的碎片化，突发事件此起彼伏，看似互不关联，实则如涌泉地下相连。在新的风险环境中，新的技术和文化背景下，应急管理不再是单一主体、单一系统、单一决策、单一流程、固定分工和规则可以解决的问题，管理者必须直面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危机事件的突生性、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业务流程的离散性，以及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易错性和反射性的共同影响。

情报体系是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未来的应急管理应依托于相互连通成网的情报体系。这一体系不再局限服务于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主体；不再固定依附于某一个流程、某一个系统；不再依托表现为某一种介质、某一种形式，它不再仅仅受限于某一个状态，不再仅仅传播于某一个层级，不再仅仅投射至某一类终端。由此，应急管理情报体系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贯通的、统筹的系统，以综合性、时效性、智慧化为特征的系统。只有建立健全我国的应急管理情报体系，才能真正实现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智能预测、理性决策和快速响应。